（胡碟记）p13-p19
艺术人类学/罗伯特·莱顿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5
ISBN7---9
G.
艺术家的价值标准
假若我们不是简单地把这些物品从它们所在的系统中抽取出来，看它是否与我们的文化中的艺术作品的意义相符合，那么对这些艺术家的意图(就其表现出来的)和他所在的社会中的同伴的反应的考察，就极其重要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很有理由的哲学上的反对意见。这就是，对某个人和他的思想或意向的直接考察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他用来传达思想和意图的工具来理解它们，对这些信息我们不是根据他的经验,而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理解。对艺术家来说,他的艺术作品就是他表现自己的最主要的工具。如果艺术家能直接展现他的思想，就可以假定艺术作品的生产是多余的了。然而，似乎有足够的理由推断，假如某个哲学家能满意地把他的意见传达给我们中的其他人，那么他们必须承认，通过其他的具有同样传达能力的媒介,起码可以将他们的意图暗示出来。
应该如何界定适用于多种文化(crosscultures）中的美呢?在这里，简明牛津辞典是茗无用处的。美学，可以被定义为“美感知觉的科学”，“鉴赏的哲学”或“美的感觉学”。如果(我
们会不假思索地去做〉根据我们的美学标准来界定其他一些种族文化中的艺术作品，我们立刻会碰到两个问题。我们不能像自尊的人类学家那样，一开始就假定全世界的民族都运用与我们自已相同的美学标准这一点是正确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上，样式风尚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外，有的民族拒绝使用美学标准来评价他们文化保留项目中可以明显看成是艺术作品的东西。哈塞尔伯格宁可回避这一点，也不愿意在她论文的篇首便被艺术作品的界定问题给难住。她先退一步假设，艺术和非艺术之间不可能有严格的划分，然后进而提出屏风不是艺术，因为它的树立乃是出于纯粹实用的目的。她还认为，在岩石上或砂地上随便乱刻的痕线也不是艺术，人物承担的意义没有超出“游戏”，这种产品便不是艺术。她理由十足地断言：“艺术是很复杂的,只有当行为产生的结果能有意地引起他人的情感反应时才是艺术，它不能像游戏那样仅仅为了自身目的”。她举出一个例子，美拉尼西亚人的船桨，上面刻着美的形式,不管怎样它总要附带着装饰,这可能算是艺术。在我们看来，她似乎是以未经证明的向题为据，她假定我们所领悟到的美的形式就是美，因为它是艺术家有意识的创造。可是我们有什么权利来假设,我们有关和谐、节律、比例的标准也就是其他民族采用的标准?
另一位人类学家雷蒙·弗斯(RaymondFirth)对艺术的人类学主题写过一篇总论,他很坦率地承认，尽管对传统的无文字的民族的美感的研究极少,但间接的、印象深刻的证据表明,他们“也享有和西方民族同类的审美感受力和判断力”。“艺术作品由经验、想象、情感诸因素提炼而成”，通过这种方式，“一部作品会引起反应，这个反应米自我们称之为美的情调”，通过线条、色彩和运动的安排就可引起情感上的反应。
似乎不难找到例子，表明人们在对他们文化中产生的作品的其他判断中，包含有审美评价的某种形式。一位谈论哈塞尔伯格的文章的作者,描述了在一个新几内亚社会,一位妇女如何“经常用烧制陶罐剩下来的任何一块粘土，构形出一个表现男人或女人的小头像”。这位作者被告之，这些东西纯粹是为了娱乐才做的，它们放在屋子里以供观赏。(布拉克伍德，,)
在我们刚才看到的对莱加人研究的细节里，比巴克表明全部自然产品和雕像怎祥明显地相互替换，莱加人用词来表现最优秀的雕刻品的审美感染力。这些词汇中有的种类与美存在联系,“kukonga”:在齐唱中产生的和谐与协调;“kwengia”:擦得铮亮的椅子和座雕的光泽:“kwanga”。像盛产的土地那样整齐,“kuswaga”:处于平静状态。()
制作象牙时,通过反复涂擦油膏使它获得它所缺乏的锈色,油膏是蓖麻社掺合上红颜料,用树叶来擦亮。这种处理叫“kabongia”，意恩是带来和谐，产生协调……所指的就是美。初入会者用同样的油膏涂抹在自己身上，也用同样的术语称呼他们自己，把自己比做天空上盘旋的布布库斯鸟。具有这种性质的物品如象牙和油亮的木刻品，为了最高规格的入会仪式而保存。莱加人的美学准则的其他固有特征是“制品表面的光滑、精美、小巧和形式的通体简明,它们常常除去多余的装饰物”,一个美的事物并不是表面上具有巴罗克式和洛科科式风格的，虽然二者对形式的组织有益。
蒙福特(Mountford)在他论澳大利亚土著艺术的文章——该文收在马里昂·史密斯的书《部落社会的艺术家》中——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例子。他描述了生活在达尔文附近的麦尔维尔群岛和巴特斯特群岛上的蒂威人(Tiwi),他们制造圆柱树立在墓穴的两旁。他写道:`“毫无疑问，制造这些东西的艺术家们花费了大量心思，挑选了最沉、最耐久的桉木，小心仔细地设计画在柱上的构恩。”蒙福特证明,在葬礼仪式举行之前,一个土著艺术家向他显示了一个构思图，此人前一天已砍倒了一棵用做装饰的树。他在烟盒的锡纸背面把这个构思画了下来。蒙福特解释说，不管怎样,.“艺术家总是对承担装饰柱子的任务感到愉快，他会一直设计到他的同伴们认可为止。土著们表示希望，当参加典礼的男女们在最后的仪式上第一次看到出现的柱子时，他们将对此感到高兴”。
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估计是什么引起了“愉快”和“认可”。上述例子的可信性被南澳大利亚的另一个土著社会给削弱了，有位叫麦克尔罗伊(Mcelroy)的心理学家的著作中提到过它。麦克尔罗伊想检验一下艾森克(Eysenck)提出的一种假设：存在一种高雅趣味的种族内部因素(Inter-rscialfactorofgoodiaste)，.他把它叫做“T”。土著社会有其自己的艺术传统，但麦克尔罗伊要求土著社会中的四十个成员将他们相对来说不太熟悉的物品分类,蝴蝶的彩色标本，苏格兰格子花图案，土著人的黑白照片等等。他对悉尼大学的二十名白人艺术系学生做了同样的试验，发现物品被分成两组排列,每个级类的物品截然不同。我们对土著人判断力的基础的考察很明确，它正如麦克尔罗伊指出的那样，纵使坚持称其为审美判断,它也只是一部分,而非全部建立在考虑作品和谐的基础上。在土著社会里，相当大的威望归之于老年人。最聪明和最有经验的社群成员。四十个土著人的测试中，老人的照片被排列在年轻人之上，而悉尼大学的艺术系学生——可能更相信年轻人和创新——则颠倒了这个顺序。
在另一个实验中，人类学家要求一个社群的成员们根据价值高下来排列他们自己的图画，也表明了判断力所包含的复杂性。在一个新几内亚社会中工作的福吉(Forge)发现，阿贝兰人建造了大型的崇拜典礼的房子,房子正面有精致的绘画,里面悬挂着绘有图型的嵌板,(图4)福吉邀请该文化的成员,根据爱好安排崇拜房子中的一些绘画。这次经历的结果使他得出结论,阿贝兰的艺术家在指定哪些是“最好”的绘画方面与他有相同的观念，但是他也发现，普通的阿贝兰人所通用的“最好”的意思是指“在仪式上最有感染力的”，其效力要由随着村落生长的甘薯的状况来加以衡量(福吉，)：
换句话说,这个公社的艺术家制造了最美的绘画,他们在甘薯裁培方面也显露了最大的成功(莱加人有着与之相似的美学表现:“像盛产的土地那样整齐”，见前引)。福吉描述了一些富有革新精神的艺术家的结局，以及邻近公社如何愿意采用那些在甘薯裁培上获得成功的村落的绘画的风格。(福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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